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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舒芸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秘書長、中正大學社福系副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副董事長

　　覃玉蓉　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

國際婦女節前夕，立委余宛如提案帶兒到立院上班，仍招致許多「要帶小孩就辭職回家帶」的批評，突顯「如何兼顧照顧與就業」仍是許多為人父母無可迴避的痛，特別是脫不開沈重母職與低薪、長工時、職場歧視的女性勞工。

接下來要問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共同面對、緩解這份痛苦，或仍只是把它當作「妳 / 你家的事」？從網民反應與投書評論可見，社會似乎尚無共識，做法也隨「性別及階級」而大不同。

上個世代在經濟困頓的時代打拼，以「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因應，但低薪時代要男性一肩扛起養家責任實屬困難，又限制男性參與照顧的機會；而女性單獨操持家務過於沉重，也限制其經濟自主的可能。

於是，隨高等教育擴張與性別意識崛起，「雙薪家庭」成為主流。女性踏入職場改善了經濟自主，但是否「解決」了照顧與就業的兩難？

以台中育有嬰兒家長的研究為例，當問到「你是否贊成女性從事全職工作？」答案隨身分而不同。若婚後尚未生育，有54%的受訪者贊成、但若有學齡前小孩，贊成比例驟降到10%；這個意識形態也如實反映在就業行為上，女性生育前就業率高達85%，當媽媽後降為60%，可見從妻子到母親，至少把兩成以上的女性「擠」出職場。

那些留下的，往往也躲不過蠟燭兩頭燒的窘境，忙完了白天長工時低薪工作後，還得衝回家「上第二班」從事照顧「無酬工作」！

當然，在性別文化尚未完全解構的當代，多數疲於奔命的是女性！台中數據顯示男人生育前後不論就業率、薪資、工時變動都不大。有人輪替的雙親尚且如此，無人可換手的單親處境又有誰看見？

由此可見，所謂的托育「選擇」，仍與「家戶內」及「職場上」的性別分工息息相關。當托嬰仍有8成是家人擔綱，當女性平均薪資仍僅為男性的8成，當許多雇主與受雇者認為在職場就該心無旁鶩，整個社會卻對「多數勞工同時是照顧者」（照顧小孩與老人）的事實視而不見，《性別工作平等法》的主管機關也不落實勞檢。

這就是為什麼，當照顧與就業難兩全時，退出職場的、換工作的、請育嬰假的、在職場受歧視的，永遠都還是女性居多。

當家庭外托育服務8成由市場機制主導時，照顧的「選擇」除了性別化，也是階級化的。若以四分位數看102年全台灣每月家戶所得，Q3為68,661元，算是收入中上的家庭（註）；又居家式托育收費以中位數15,000元計算，托育費育就佔了這些家庭所得的22%。

在民間團體的要求下，好不容易《兒權法》第25條要求各縣市推動托育服務定價，企圖縮小托育費用佔家戶所得的比例，但真正落實的縣市又有幾個？

我們心知肚明，保母收費高於15,000元、月所得低於六萬八的家庭，比比皆是，如果光托育費用就佔薪水的20%以上，年輕家長如何生養第二胎？誰有能力把孩子送托？誰會被迫留在家裡無酬承擔那份多數人付不起的勞動？

所得／階級這把刀，把有類似照顧需求的家長硬生生地切成零碎的光譜：這一端，有經濟與時間資本的，可自由選擇要到市場購買「高價」服務、或留在家裡實踐密集母職；另一端，缺乏資本卻也想在家照顧的、或買不起服務卻需要外出工作養家的，其養兒育女的權利誰來保障、誰在乎？

回應照顧需求，從來不只是社會福利部門的發錢或托育即可，絕對也是勞動議題。家長的低薪讓缺乏定價的托育收費相對昂貴；長工時讓陪伴照顧孩子成為奢侈；當托育教保人員的勞動權益受剝削，其所提供的照顧品質，就也更難取得家長信任，這種種因素綜合起來，成就的只是讓女人不得不「選擇」留在家裡照顧、或在市場從事低薪照顧的雙輸循環。

托育安排從來都不是「個人選擇」，而是性別與階級的交織產物

如果我們的低生育率已是世界倒數，但多數托育選擇，還是只能取決於個人社經背景（賺錢多寡）、家庭支持體系的有無（是否有願意顧孫的長輩）、及雇主的「慈悲」與同事的「體諒」時，照顧就仍是個別家庭的「私」義務，而不被看成公民或受雇者的「公」權利。

當養育的成果是整體社會共享（將來可勞動與納稅），但照顧的成本只能家長（特別是女人）自己咬牙吞忍，那麼延遲生育、不婚不生，只能說是剛好而已！

／圖片１／爸爸共同負擔照顧的成本才能完善照顧體制

如今仍有許多知名人士、政治人物和官員，認為生育率低，原因在於年輕人吃不了苦、女性太自主需要再教育，說穿了只是在用看似「文明」的語言，要求育齡女性繼續不成比例地承擔整個社會再生產的成本，本質上就是針對女性的壓迫。

所以，與其說托育政策是為了提高生育率，不如說是為了落實養育責任的均等。福利國家存在的意義，就是要減緩不同家庭與階級衍生的不均等，讓兒童受照顧的權益不受出身影響，讓父母在就業與照顧間的選擇「自由」，不用只憑運氣（長輩有無）、拚實力（薪水多寡）、等老闆慈悲、看同事臉色。

於是北歐國家清楚看見，光是「雙薪」不足以兼顧照顧與就業，「雙工作、雙照顧」、「整個國家一起養小孩」才是王道。

雙照顧指的是，不論在文化期待、家內分工、勞動市場或政策工具上，促進婦女就業以共同養家的同時，請別忘記男性要同步分攤照顧責任。但只有性別平權不足以完全解套，照顧責任還要從家內協商移轉到雇主與國家共同分攤。

家長的照顧偏好與條件是多元的，政府不該只確保形式平等，還要讓「選項」對多數公民來說都是「真實的」。因此，照顧時間（育嬰假）、適宜且定價優質的托育服務、分攤養兒育女成本的津貼，缺一不可，否則看似琳瑯滿目的多元選擇，注定只是資源較多者的限定奢侈品，欠缺資源者，只有望梅止渴的份！那麼政府資源的投注只是再製階級，並沒有縮減差異！

台灣托育政策欠缺的不是口惠不實的法律規範，更重要的是適用範圍、落實程度、與治理差異。例如250人的企業「應」提供托育設 / 措施、工作者「得」請育嬰假，都已在性別工作平等法明確規範。

但育嬰假仍排除非典就業、職業工會，甚至許多人卡在懷孕歧視不敢申請，托育設施僅限250人以上的大公司，都是適用範圍不夠普及的典型。

企業應提供托育設施，但連相關罰則都沒有；《兒權法》明明有訂價機制，至今卻只有台中跟台北實施並加碼補助，其他縣市不是訂價寬鬆、就是打假球做做樣子，甚至在收費基準公告底下加上「僅供參考，實際收費請依兩造契約行使」，自廢武功，即是典型的治理差異及缺乏落實的政治意志。

只要國家角色與企業責任在照顧這件事上繼續缺位，不管家長怎麼安排托育，都不算是真正的「選擇」或「自由」，只是階級與性別交織的產物。

台灣的托育，要從受困於性別規範與階級條件的這端，走到人人都享有各種可能且能夠真正「選擇」的那端，不管在財政上、制度上、法規上、治理上、空間上、觀念上，前方都還是長路漫漫，需要更多人的共同關注與努力。

（原文刊登於2016.3.9關鍵評論）

（註）四分位數：「分位數」根據其將數列等分的形式不同，可分為中位數、四分位數、十分位數等等。四分位數在統計中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Q3＝第3四分位數，即第75百分位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