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政策撞上的長照勞動冰山－寫在失聯移工確診後（上篇）
整理與撰寫：新知實習生張雅程（台大政治系）
本文整理自2020/03/25台北廣播電台，主題為「在失聯移工確診之後－談談移工、防疫、長照的三角關係。」主持人為台北電台林偉華，來賓為婦女新知基金會顧問李韶芬，同時也是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由新知實習生張雅程參考相關資料整理撰文。
就在今年2月26日，一名來自印尼的女性失聯移工（按：俗稱逃跑外勞）確診，成為台灣境內第32例COVID-19感染者，該名失聯移工過往14日的行蹤旋即被政府披露，各大新聞媒體不僅公開她在公車監視錄影器所拍到的臉部影像，甚至她就醫後在社群網路上的直播紀錄也遭到曝光（相關報導：外勞怎麼都在直播？—在直播的世界裡，還有聲音），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恐慌與輿論譁然，導致訴求加強監控、管理非法移工的討論再次浮上檯面。然而，對於失聯移工是否會成為防疫破口，台灣社會其實有著多元的聲音。
除了隨疫情而蔓延開的恐慌與控制外，以陳時中為首的衛福部疾管署及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以醫學防疫觀點出發，在考量醫院防疫負擔、為了避免移工不願通報、最終成為防疫缺口的理由下，不傾向全面徹查失聯移工；而移民署則作法強硬，表示未來會開始全面徹查，僅在專案(2020.6.30前)期間自行到案者將能被減輕行政責罰，免與收容與不管制再度來台。
移工團體與學者們則聯合發起了連署，訴求政府應正視移工構成台灣生命共同體的一部分，主張對無證移工「不驅離、不處分、重新給予合法身分」（連署聲明：【投書】整合失聯移工，才是最好的防疫！），讓疫情下的台灣社會融納所有移工，團結對抗疫情。對於公開移工直播的污名化作法，亦有關心移工的朋友指出這背後反映出台灣社會對於移工的處境與文化欠缺了解。
移工議題雖因疫情獲得了些許版面，但他們平時的處境在台灣其實被社會長期忽視：不論是因惡劣勞動環境頻繁工傷的產業外勞，還是遭雇主性騷擾侵害、不敢通報的居家看護工，似乎都未引起多少公眾注意。
移工為何選擇逃跑？高額仲介費、低薪、惡劣的勞動條件
新聞報導「他們為什麼逃跑？在我身邊，一個『落跑移工』的故事」的主角，來自越南的失聯移工小惠，在一開始來到台灣時便受到雇主不合理的工作要求，包括在眾多雇主親戚的家中幫忙家事、甚至要協助雇主經營生意；第二次來到台灣時，面臨的是高漲6.8倍的仲介費與更為惡劣的機構照護環境，無力償還債務的小惠，在即將被遣返時無可選擇成為「落跑外勞」，以非法身分輾轉於多個仲介與雇主之間，只盼能早日還清債務，早日經濟獨立，給子女家人過上好生活，然而在這十年間，她對故鄉的家人與情況越來越陌生...。
在大幅開放東南亞的客工們進入勞動市場後，如何避免「逃跑外勞」已成為台灣社會時有所聞的話題。依據移民署資料統計，截至2019年6月止，全台境內約有46,900名行蹤不明的失聯移工，究竟這些移工們為何選擇逃跑？
多數外籍移工來台之前，通常被跨國（輸出國當地或／與台灣）仲介公司收取大筆費用，有的甚至須透過借貸、抵押家裡的房產或農田才能支付來台仲介費，工作後為了補償與支付各種規費，通常難領到全額薪資所得；在台灣的移工不僅沒有權利自由選擇與轉換雇主，也因為積欠債務，加上台灣法令規定移工逃跑雇主受罰，雇主與仲介公司更是嚴格限制其人身行動自由。
當然，並非所有的失聯移工都是因爲惡劣的勞動處境不告而別。但我們要問，為什麼台灣的勞工不用「逃跑」？這個問題的答案，曝露了移工人身自由本身就受到諸多不合理的限制，反之，台灣勞工之所以不必「逃跑」，其實是因為國家擔負起保障「我們」勞動人權的責任。這些陷入貧困、債務循環的移工「他者」，遭遇惡劣的勞動條件與限制，最終僅能選擇逃跑，以非法身分隱身於勞動黑市中，追求「法外的自由」。
延伸學術閱讀：
- 藍佩嘉(2006)，〈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勞工的控制與出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8期，頁107-150。
- 陳正芬（2011），〈雙軌分立的長期照顧體系：照顧服務員國籍與品質的抉擇叉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5期：頁381-386。
新知有關家事移工的倡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