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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音樂節

不默而生|第八屆共生音樂節

「共生音樂節」是由台灣共生青年協會舉辦的二二八紀念活動,以音樂節、市集、真人圖書館、展覽、短講等形式呈現,呼籲民眾重新認識二二八事件及臺灣歷史。今年是新知第一次在共生音樂節擺攤,很幸運地有許多志工、實習生來幫忙,一起將新知關注的性別人權議題傳遞給民眾,並跟其他設攤的NGO夥伴有許多珍貴的交流與學習。

以下收錄兩篇實習生的活動參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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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生音樂節的一天:觀察與收穫

文/實習生楊純卉(政治大學政治系二年級)

二月二十八日午後,凱道前的廣場上,出現許多戴著口罩的橘紅色、深藍色的身影,在炙熱的太陽與稍嫌沈重的空氣中,忙著架設器材、佈置場地與維護秩序。出現武漢肺炎感染病例數擴散的台灣,防疫意識戒慎,連帶大型活動的安全考量也更為嚴謹。今年的共生雖在較為凝重的氣氛下拉開,但後續民眾的參與熱度之高,著實讓我感受到社會對於台灣歷史認同的肯認,是一股多麼強而有力的動能。

擔任共生音樂節擺攤志工,是我剛進入婦女新知實習的第一次活動參與。雖然讀的是政治系,也對過去兩蔣威權時代發生的事件有一些認識和興趣,卻一直沒有實際參與這類大型公民活動的經驗,許多在學校讀政治思想、政府體制與基本人權時心中產生的想法,都僅只停留在與周遭朋友的話題之間。也因此,當日我感受到的震撼,除了在於親眼見證社會團體為所關注的議題積極、堅持的態度,還有來自於代表婦女新知,和大眾交流彼此對婚姻家庭、職場性騷擾等議題觀點時,建立實際往來的感動。

很多時候,熱衷於國內外政治與社會議題的年輕人,都會自嘲彼此皆活在同溫層,而無法和外界互動或有效溝通。確實,平時大家迥異的生活軌道或生涯專業,限縮不同族群相互來往;然而,正是在共生音樂節這樣的場合,背景多元的我們暴露在能隨時主動展開對話、建立關係的環境。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個在課餘時兼任家教的大學生和我說,她有時候不太知道應該如何向家教的小朋友解釋,為何存在同性之間的親密友誼或同性戀。但其實,這些概念本身不應該是造成任何人困擾的原因,我們所感受到的壓力,只不過是受到社會長久以來受異性霸權主導而建制的性別框架影響。也許,生而多元、受不同生長背景影響人格思維的我們,都值得對社會上不一樣的性別氣質、性傾向和愛有更大的想像空間;而性別氣質、性傾向與愛的形式,也不必存在二元對立的關係。

傍晚離開凱道的我,雖然慶幸可以趕快補充一整天站立、不斷說話而缺乏的水分和熱量,卻也打從心底地感覺快樂。那天還好攤位上有好幾位經驗比我豐富太多的實習生,在一開始我完全摸不著頭緒時,讓我在旁邊觀察他們和民眾互動的方式,才慢慢地步上軌道,對自己所要說的話有自信。簡而言之,共生擺攤的經驗讓我跨出自己習以為常的舒適圈,而且在這個充滿想法和熱情激盪的環境下,跟著其他夥伴學習社會中的公民參與。

我們與轉型正義的距離:談性別與政治受難的關聯

——2020共生音樂節心得

文/實習生黃玥凱(台大法律系二年級)

所謂「不默而生」,出自范仲淹的《靈烏賦》,原本指的是正直清廉之官,勇於直言上諫之氣魄。在今年的共生音樂節,則被重新賦予現代意義,一個台灣新價值的再現-「我們以歷史為鑑,秉持著時局艱困、政權噤聲都要吶喊到最後一刻、直到被聽見的精神。」

婦女新知,是這次少數設攤的性別團體。雖然性別與轉型正義乍看之下無太大之相關,但是無論是「受害者的多元背景」或是「女性在轉型正義下的身影」,實皆與此議題密切相關。例如,我們可以想想看女性會不會成為政治受難者?如果會是因為什麼原因?與男性常見的入罪原因有差嗎?為什麼被討論的受難者幾乎都是女性?一想到女性,為什麼會直接聯想到受害者「家屬」?以上問題,核心出發莫過於在思索著「怎麼讓女性身影得以重見天日?」或許,我們可以透過關注轉型正義中的性別,達成重建女性主體性的社會工作,讓女性從這段空白的歷史上得以重生。

近年來,其實有許多相關書籍出版,讓關心轉型正義的人們慢慢戴上性別眼鏡,重新看見歷史中的性別。例如2015年出版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或是講述一群在1950年代女思想犯之故事,《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性分隊及其他》。

我相信,透過參與與聲援各個領域的活動,能夠讓大家發現,原來性別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卻很少被關注到的角度;也能夠讓我們的社會工作更為成功,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瞭解性別,瞭解性別是如何在社會與日常生活中運作,並產生不平等。「但願我們都能夠記取教訓,記取民主自由之可貴,也會記得女性,不只是政治受難者家屬,更是處於同一壓迫體制下的受害者,而這些人佔了總人口數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