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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7月01日

一、政府反歧視義務過於空泛，應賦予政府各機關更明確具體的反歧視義務作為

（一）民事求償雖必要但僅為消除歧視手段之一，具體規範政府義務並落實才是關鍵

《反歧視法》要達成「反歧視」實效，政府義務的落實至關重要，然而，草案第五章政府義務，僅針對各級政府與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賦予宣示性義務，且內容與各級政府、各機關現行做法沒有太大差距。當政府反歧視義務之規範過於空泛，本法即便通過，很可能淪為歧視救濟與損害賠償法，無法透過政策與法制改革逐步消除歧視。

針對個人或個別法人之歧視行為請求救濟與損害賠償，固然是消除歧視之手段之一，但多歧視行為之根源，深深鑲嵌於社會結構、制度、法律或文化慣例中，實非開罰個別行為可解決，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對個人或個別法人之歧視行為進行求償，恐造成過於沈重的義務負擔，《反歧視法》草案因而特別排除針對此類情況求償的可能性。在此情況下，政府必須擔起更為積極消除歧視之義務，才能真正往平等邁進。

舉例而言，《反歧視法》草案第5條規範大眾交易不得歧視，否則受害人可依據草案第18條、第19條要求救濟並求償。然第5條說明當中，也指出「一交易之提供與否，與交易相對人之情況有重要關聯，則非大眾交易」，「例如提供服務之性質涉及家庭私密領域且服務場所位於私人住宅者」（如保母、家庭看護等）。換而言之，若保母拒絕收托新移民之幼兒，或從事居家服務的照顧服務員拒絕服務特定障別的身心障礙者，當事人皆無法透過《反歧視法》請求救濟或求償。

將「提供與否，與交易相對人之情況有重要關聯」的交易類別，排除在可請求救濟與求償的範圍，乃顧慮對個別服務提供者恐課以過重義務，尚屬合理。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此類服務提供者之歧視行為，仍造成弱勢群體的排擠與邊緣化，政府應透過其他積極手段消除歧視；特別是這類被定義為「非大眾交易」的服務（如保母或居家服務），皆為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所建立、維繫之公共服務，本應落實平等可近之原則。若豁免個別服務者之反歧視義務，則政府之反歧視義務應更加強化。然綜觀草案第五章，竟未列出上述服務之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之具體義務，實為重大法制漏洞。

（二）《反歧視法》定義之「歧視」應含括歧視的結構面向，確保政府實質解決結構性歧視之義務（《反歧視法》草案第2條）

追根究底，《反歧視法》草案第2條「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皆以「差別待遇」定義歧視，恐將使「是否構成歧視」的爭論，未來實務上恐聚焦「差別待遇」是否「不利」、「合理」或「必要」之爭議，忽略歧視的結構面向：歧視乃具有特權之群體身份／社會範疇，對於弱勢群體身份／社會範疇之持續性壓迫與宰制，而主體之作為／不作為，更重要的是國家義務的缺席，維繫、甚或加強了此一壓迫與宰制關係（陳昭如，2011）。

舉例而言，家庭聘僱之移工長期以來即承受多元交織且持續性的壓迫與宰制；原因之一即《就業服務法》第53條第4項規定，移工除符合特定條件者，不得轉換雇主。依據《反歧視法》草案，雖可歸類為基於種族之直接歧視，然草案僅就「大眾交易、就業、教育」等範疇明確禁止歧視，卻不將之視為政府應負起義務消除之結構性歧視。

為避免《反歧視法》上路後，「歧視」之定義陷於「差別待遇」是否「不利」、「合理」或「必要」之爭議，卻無力支持政府回應鑲嵌於社會結構、制度、法律或文化慣例中的歧視形式，《反歧視法》應於條文中納入「結構性歧視」之定義，並確保國家能運用《反歧視法》反省特權、破除持續性的壓迫與宰制，而非延續之，以落實實質平等。

結構性歧視應強調對於特權與壓迫關係之敏感度與反省、政府消除歧視應盡之義務，建議可明文定義為「指身份屬受保護特徵界定下之弱勢群體，相對於享有既得利益之特定優勢群體，系統性且持續性地遭受不平等對待與壓迫，而政府機關之作為與不作為維繫或加強其遭受之不平等對待與壓迫」；政府機關之定義，可參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第4條，增訂於《反歧視法》草案第4條。《反歧視法》草案應保障結構性歧視之案例，得以透過集體訴訟爭取賠償及救濟，亦應於第五章政府義務中，明確寫入政府機關應負起消除結構性歧視之各種義務。

（三）應設置專責單位與廣納民間弱勢群體之委員會，主責消除歧視之推動

《反歧視法》亦無指定主責委員會或機關，各級政府、各機關權責分散，與其說是「綜合」，更接近「拼裝」，欠缺具備統整性、積極消除歧視之機制，例如僅僅依照《反歧視法》草案第36條，要求各級政府針對「受保護特徵之個人或群體辦理，辦理生活狀況調查」並公開，不一定能對歧視現象做出完整的、具備結構性、交織性視角的主題分析，更無法針對歧視現象提出解方、回饋至政策與法制改革；且各級政府、各機關或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消除歧視之作法，皆缺乏民間參與機制。

為了達到積極消除歧視之效果，政府應成立有民間參與機制、官民共議之委員會，以及有專責人力及預算之專責單位。委員會應廣納各類弱勢群體代表，共同討論反歧視政策之規劃、執行，委員會與專責單位應主動針對社會上發生歧視現象進行系統性、交織性、結構性的訪談、調查、研究與分析，並指出應檢討修正之政策、法規與制度，以及未消除歧視、落實平等，可能的改革方向為何，如此一來才有可能落實國家消除歧視之積極義務。

二、衡平宗教自由與反歧視原則，應採取更細緻之作法，避免《反歧視法》變「無法反歧視法」（《反歧視法》草案第16條、第17條）

《反歧視法》內涵展現國家對於歧視之界定，對於何者構成或不構成歧視，應有明確之定義，避免反歧視之力道打折，或者引發侵害其他基本權之疑慮。然草案第三章「不構成歧視之情形」，於第16條、第17條，將「宗教團體」、「宗教研修學院及其法人」針對《反歧視法》所定受保護特徵之歧視性作為，直接定義為「不構成歧視」，加以而我國現有法制中尚無「宗教團體」之明確定義，恐造成《反歧視法》重大漏洞。

反歧視原則、平等價值與宗教自由、尊重多元文化之衡平，在各國都是艱難的議題，我們同意國家應尊重宗教自由與多元文化，但同時國家也應保障、而非壓制各宗教與多元文化內部爭取平等、反對歧視之空間。若《反歧視法》將「宗教團體」、「宗教研修學院及其法人」的歧視作為直接視為「不構成歧視」，則宗教內部反歧視、爭取平等的力量將完全得不到國家法律支持，《反歧視法》在此應有更細緻的處理。

除須明確定義第16條、第17條「宗教團體」、「宗教研修學院及其法人」範疇，《反歧視法》不應直接將宗教團體、宗教研修學院及其法人之作為視為「不構成歧視」，而是明定的民事求償豁免條款，亦即在何種目的與範圍、具體條件與程序下，宗教團體、宗教研修學院及其法人之歧視作為可豁免於《反歧視法》民事求償之規定。

例如國外常見做法，只要宗教學校或團體不接受任何租稅優惠、獎勵、補助，也不接受政府委辦、不參與政府採購，便可適用豁免條款。理由正是因為國家支持反歧視、促進平等的價值，而國家如何運用納稅人繳的錢也應遵循並彰顯此一價值，因此納稅人的錢不會用於支持有歧視性作為的機構或團體；在宗教學校或團體不接受任何公共資助的前提下，可豁免宗教學校或團體在雇用、招生上的歧視性作為。

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應比照民法延長至兩年（《反歧視法》草案第24條）

《反歧視法》草案第24條前段規定「本法所定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因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草案說明雖提及「由於歧視事件之屬性，時間越久越難舉證，加上本法已有減輕被害人舉證責任之規定，為衡平被害人與行為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爰採短期時效」，然不但《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為兩年，《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0條規定職場性騷擾事件的民事求償，時效亦為兩年。

性騷擾屬性別歧視，亦有「時間越久越難舉證」之特性，但《性別平等工作法》規範之職場性騷擾當事人損害賠償請求權，並未採短期時效。且歧視事件與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皆有可能於事件剛發生期間，因畏懼、不願公開而未展開求償，若將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縮短為一年，恐限縮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之權益。為求法律規範一致性，《反歧視法》草案第24條應比照《民法》與《性別平等工作法》將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因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延長為兩年。

參考資料
陳昭如，2011，〈交岔路口與樓上樓下——反歧視法中的交錯問題〉，《月旦法學雜誌》189: 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