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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家務移工享有基本的人權保障，家事服務法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台灣許許多多的家庭移工，本身也是母親，孩子可能留在母國，必須長期彼此分離，或著在台灣出生，成為無國籍的孩子。因為沒有基本的人權保障，家務移工有很多法律上的權益，即使適用，目前也都不可能用到。

例如我們婦女新知基金會從1987年開始草擬性別工作平等法，歷經十多年推動才終於通過，雖然今天我們對這部法律的執行面仍有很多不滿，但這部法畢竟讓台灣的勞工有了育嬰假、產假、陪產假、生理假、家庭照顧假這些權利。很遺憾的是，台灣許許多多女性家務移工，雖然法理上可以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但是因為基本人權保障的缺乏，仲介、雇主可以透過各種方式，讓家務移工面對這些應有權益，根本不敢要求、不敢想、用不到。

1990年代初，台灣社會正在辯論是否引進家庭移工的時候，當時政府官員和一些民間輿論贊成的理由是，如此一來，台灣婦女就能聘僱移工，卸下照顧老小的責任、家務勞動，外出從事正職工作，取得經濟獨立的地位。

當時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李元貞在1991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開放外籍女傭不是辦法！——積極規畫婦女政策才是正途〉。他說，要求家庭移工從事24小時低薪的不人道工作，是奴隸制的殘餘，在市場競爭下，國內女性家事勞工的收入，也會因台灣社會剝削外籍移工，而大受打擊，讓社會不平等加倍惡化。要讓台灣的女性可以外出工作，獲得經濟自主，不應該是去剝削其他國家來的女性，而是政府應該全面檢討平等共同育兒、男性很少負責家務勞動的現象，並透過整體婦女政策的規劃，讓育兒及家務不再只丟給個別家庭處理，讓個別家庭當中的女性獨自承擔。

當時台灣社會的選擇是引進家務移工，既然做了這個選擇，我們就該要求政府好好負責。政府感謝母親最好的方法，不是表揚模範母親，更不是以落實性別平等為名，行歧視之實。政府最應該做的，是透過公共政策和人權立法，讓眾多勞苦的母親們，不分本外國籍，都能夠獲得相同的權利保障，不再獨自承擔家務和照顧勞動，不必深陷毫無人權保障的勞動處境。我們要求行政機關立法機關，立即著手審查並盡快通過家事服務法，不要再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