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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日本的女性、非典型勞動者[1]及外籍勞動者

文/婦女新知基金會倡議部主任 周于萱

2020年12月1日下午，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公共政策大学院）舉辦了一場線上論壇，邀請大學老師及非營利組織工作者來分享日本在 COVID-19 的衝擊之下，勞動條件以及社會福利所遇到的困難及現況。本文主要為論壇活動紀錄，筆者亦分享在台灣的觀察。

 弱勢勞工受影響甚鉅 熱線讓社會問題浮現 

現為北海道大學講師及 HOTPLUS 非營利組織理事的藤田孝典首先說明，這次的疫情使得日本原本就有的社會問題更加嚴峻，過去人們未能看見的勞動與社會福利的漏洞，因此浮上檯面：包括勞動問題、貧窮、騷擾、歧視等等。為了因應這樣的狀況，日本的工會、非營利組織、學者、記者等自主發起免費電話諮詢服務，希望接住民眾焦慮的情緒、轉介資源，協助解決居住問題、緊急危難問題、勞動問題、借貸問題等。他們發現，絕大部分的日本人諮詢的問題，是勞動問題引起的生活貧困：因為失去工作而失去收入，原本的生活狀況就缺乏儲蓄，因而陷入貧窮的狀態，又再因為疫情而找不到工作，因此陷入惡性循環。

女性非典型勞動者的困境

從諮詢電話的統計數字來看，會發現女性諮詢者非常多，主要是以餐飲業、零售業、旅宿業、觀光業等女性參與的非典型勞動產業為主。相較於男性非典型勞動者主要是製造業，不同性別面對的疫情衝擊差異甚大。藤田甚至大膽預測，2020年上半年至今之所以沒有出現大量的貧困問題，主要是因為還有就業保險的失業給付。失業給付領完之後，女性貧困者的數量可能會爆增。

日本的女性不論年齡、不論是否結婚，都處於生存相對困難的位置，缺乏社會安全網、缺乏政府協助，當原生或婚姻家庭失去功能，這些女性就直接往下墜落。2020 年 10 月日本自殺人數為 2158人，其中包含過勞自殺，也有人因為疫情感到無助而選擇離開人世，其中男性相較於去年同月比起來增加了 21.3%，女性相較於去年同月則大幅增加了 82.6%。因為對未來感到不安，精神疾病的患者人數也持續增加，在艱困的生活環境下使得人們的生理心理狀況都受到傷害。

 保育員、照顧服務員也受影響 

非營利組織 POSSE 的理事長今野晴貴從 COVID-19 帶來的勞動問題分析開始談起，主要是非典型勞動者（派遣、約聘雇等）原本遇到的問題在疫情的影響更加惡化，而社會福利制度並未能組成社會安全網接住這些人。電話諮詢服務中，詢問最多的是政府暫時休業的相關規定及作法，其次則是因為疫情而遭到解雇、取消錄用等狀況。以雇用型態來看，超過一半以上都是非典型勞動者居多（64.5%），以性別、年齡、職業來看，分別是女性 60.7%、男性 28.1%，最大宗是 30-49 歲，服務業（零售、餐飲）。

除了藤田孝典提到的非典型勞動者之外，也有相當高比例的保育士（對應台灣托兒所的「保育員」）來電詢問，主要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日本政府要求照顧機構包含托兒所都要暫時休業。然而，依照日本勞動基準法的規定[2]，若是因為雇主的問題而暫停工作，在休業期間雇主須支付平均工資的 60% 以上作為停工的補貼（稱之為「休業手当」）。但是這些保育員並沒有拿到補償，也沒有獲得任何公司的說明，因此湧入大量的諮詢電話。

 即使政府給津貼，也照樣開除員工 

為了因應疫情帶來的企業衝擊，日本政府緊急放寬「雇用調整助成金」（即雇用補助款），鼓勵企業繼續僱用勞工以減少失業。在一般情況下，申請雇用補助款的中小企業可獲得休業津貼的 80％；緊急期間若公司沒有解雇員工，補貼額可以再提高到 90％。即使如此，許多企業仍然不申請雇用調整助成金，直接開除勞工。日本政府緊急推出的政策，無法有效穩固現有的雇用關係，再加上政府公開表示「疫情爆發不可歸責於企業」（突然想起台灣勞工團體及工會在推動「防災假」時，我國勞動部的說法），僅是溫情呼籲企業應繼續雇用勞工，完全無視現實中勞資關係的權力失衡與勞工的困境。

企業不配合防疫，賺錢第一、依然故我

為了防疫，日本政府提出防疫政策包括：三密禁止（密閉空間、密集人群、密切接觸）、遠距工作（テレワーク）、錯開上下班時間避免密集通勤接觸（時差通勤）。但同時也有企業趁著其他同業正在休業的時候搶客，使得非典型勞動者更陷入危險工作環境。例如大型連鎖咖啡店品牌Cafe Veloce，在絕大部分餐飲服務業休業的時候逆勢開業，以平常時期同樣數量的員工，接待大量的客人（因為其他同業正在暫時休業），甚至有加盟店的勞工抱怨「公司把利益看得比人還重要」。知名集團 KDDI 旗下的服務外包中心 Evolva則強迫超過 100 名接線服務員在大廈高樓層、無法開窗通風的辦公室工作，而且接線服務員座位距離僅1公尺，座位之間並沒有使用間隔板，也不強制要求配戴口罩及酒精消毒，再加上客服耳機是共用的器材，感染風險非常高。

用過即丟的女性與非典型勞工

這讓人想起在 2017 年及 2018 年勞工影展中，日裔的深田志穗導演以鏡頭紀錄日本街頭《用過即丟的工人[3]》。這些女性和非典型就業勞工同樣在職場上努力，付出同樣甚至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卻僅僅因為是女性、因為是非典型勞動者，而無法獲得相較於正職員工穩定工作的承諾（契約）、無法投保社會保險、無法掌握自己的人生，只能憑運氣在不同的職場輾轉流連、勉強糊口度日。在日本的正職員工也經常是高壓、高工時的狀態。但正因為看到非正職工作的慘狀，為了避免成為更辛苦更不穩定的非典型勞工，正職員工在職場上只能拚上性命更努力、更戒慎恐懼，因此導致日本有不少因為工作而過勞、自殺、憂鬱症等狀況的人。

 外國人狀況更嚴峻，扣留證件強迫勞動 

非營利組織 POSSE外國人勞動支援中心的岩橋誠說明，近幾年來，日本的外國人勞動者人數持續上升，因此POSSE在2019年4月成立外國人勞動支援中心，協助在日外國人處理問題。日本因為政策的關係，無法直接開放外籍勞動者，因此以「留學生」或「技能實習生」名義包裝進入日本工作。有些黑心企業仍扣留外國人的護照等重要文件，藉此強迫繼續工作，POSSE 介入協商仍未果，因此他們向社會大眾募資以聘請律師用「請求返還護照」提起訴訟[4]：一名菲律賓籍員工A小姐在到職時簽署了「護照管理契約書」，其內容[5]包括A小姐未經公司允許不能自請退休，連退休後的護照管理都由公司來決定等等。在疫情下，她希望能返回母國與家人團聚而提前終止契約，卻被雇主扣留護照、強迫勞動，完全無視外籍勞工的人權。

 疫情下，用過即丟的外國人勞動者 

自2020年3月以來，電話諮詢問題的人越來越多，特別是原本薪資收入就不多的人，因疫情而工作受到影響，陷入貧窮狀態。例如，留學生在日本依法可以每周工作至多28小時，而留學生常見的打工就是外語補習班、零售業、餐飲業、觀光旅宿業等受到疫情嚴重影響的產業。即使政府提供休業津貼，許多外國人勞動者仍因此被強迫放無薪假、優先不續約，或甚至直接被開除。面對高昂的學費及租金，這些頓失收入的留學生也陷入貧困。

 勞動法不分本國外籍，外國人卻總是不利 

雖然日本和台灣一樣，不論本國籍外國籍都適用相關勞動法，然而疫情卻對外國人特別不利。如同前面岩橋所提到的，外國人特別容易被解雇、要求自行離職、不續約、取消錄取等等，而失去工作代表的是三個月內如果沒有找到新工作，就失去居留資格。

在台移工也不好過

目前全台有七十多萬名外籍勞工，以血汗的勞動條件撐起台灣的需求。高額仲介費、違法超收的服務費、被雇主扣護照、被仲介苛扣薪資，都是至今仍然頻繁發生的情形。即使多次受到國際公約審查委員會的指導及建議，至今在台移工勞動權益的改善仍然緩慢。

隨著在台移工的工會陸續成立，包含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Yilan Migrant Fishermen Union, YMFU）、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Domestic Caretaker Union, DCU）、越南移工工會[6]，加上台灣關心移工權益的協會組織如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桃園群眾服務協會、天主教海星國際移工服務中心、1095等持續推進，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看見台灣移工獲得合理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