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觀點之托育議題，0-6歲孩子國家養的政策可行嗎？
本文整理自2019/7/10台北廣播電台，主題為「性別觀點之托育議題，0-6歲孩子國家養的政策可行嗎？」主持人為台北電台林偉華，來賓為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洪惠芬老師，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由新知實習生梁宇嫣負責整理、作圖。
「0-6歲國家養」，所以發錢就好？
郭台銘在國名黨初選的政見發表會中表示0~6歲國家養，而執行上主要是用給錢的方式。
郭台銘計畫透過發展健康產業，把餅做大後可增加稅收。但是根據過去的經驗來看，經濟成長是容易的，真正的難度在於如何合理地分配。也就是說，把餅做大以後，這個餅分配給誰呢？年輕人感受不到經濟成長，進入職場時面臨低薪，但經過十年薪資並沒有顯著成長，如何放心計畫生養下一代？更何況花費會隨生命階段的轉移而增加。如何讓餅更公平地分配給未來要承擔生養下一代的年輕人，才是最重要的，讓年輕人薪資不過低，並隨生命階段的轉移有逐年成長。
0到6歲國家養，年輕人就願意生養嗎？如何提高生育率呢？我們和很多婦團都認為直接用在托育的供給上，會比直接發錢來得有用，而且六歲以後的教養經費也是民眾所關心的。發錢是最簡單的，提供價格合理品質好的托育系統才是最困難的事。目前台灣的托育覆蓋率普遍低落，0到2歲約是7%，3到6歲是19%，6到12歲也是非常低的。家長即使多了這一萬五千元的預算也難找到適合的托育中心，不是價格太高就是無法入學，最後還是必須暫離職場在家自己帶小孩。更何況家長拿到這筆錢並不一定用在育兒上，可能是運用在其他生活面上。
台灣一年18萬名新生兒，一個月補助一萬五千元，排富後每年預算就需要一千八百億。至於財政上遇到的困難，郭台銘表示有辦法自籌經費，不需要政府編列預算。但是這如何符合預算編列的合理性呢？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為兩兆，其中社福預算是四千多億，而育兒津貼就需要一千八百億。還有很多福利需求是需要滿足，我們要如何解決財政排擠的效應呢？
歐洲國家怎麼做到的？
北歐各國可以說是0到6歲國家養的最好例子。以歐洲國家的生育率來說，北歐國家是偏高的，而北歐國家不僅稅收高，預算充足，且把經費用充分運用在托育服務上面。例如丹麥的稅賦是45.9%，瑞士是44.1%。相較之下台灣去年為8%，實際上是撐不起一個月一萬五的開銷的，但是如果把預算直接用在托育上會達到很好的外溢效果。
照顧服務的品質是跟托育工作者的勞動處境是環環相扣的。薪資低落，工時太長，休假天數少的情況下，很難提高服務品質。社會局在調查生師比的過程當中發現很多收費非常高的幼兒園，並沒有把錢放到托育工作者身上。因為對業者來說，勞動成本是看不見的，所以不會成為宣傳的口號。業者會傾向把資金運用在其他環節，比如說成果發表會，硬體設施或請美語教師上。
如果這筆錢可以把公共托育的覆蓋率提高到合理的水準，例如0~2歲至少三成，3~6歲至少六成，才能創造家長，孩子和托育工作者三贏的局面。總統蔡英文上任時提出覆蓋率0~2歲至少三成，3~6歲七成的願景，要能夠達到這樣的覆蓋率，托育中心公共化的做法是比較妥當的。目前0~2歲雙北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和公托家園保姆的提供是很好的，但是政府直接經營的公托需要再擴張。另外，當國家管制的機制不夠的時候，這筆金額跟托育品質的提昇就不見得是正相關的，甚至可能是站在剝削托育工作者的基礎上。或者是國家沒有辦法對托育工作做定價的時候，看得到，買不起，或品質低落，家長無法安心工作，最後犧牲的還是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我們需要做到的是徹底實施專款專用，讓經費實質投入到托育品質的改善。
準公共化之外，我們可以有其他選擇
在托育機構公共化的過程中，非營利幼兒園是很好的合作夥伴，而其中很多是私立業者轉非營利的經營方式。事實上多數業者樂於接受這樣的轉型，因為在少子化的社會，需要不同經營幼兒園的方式，即使公開財報，並接受政府和全民的監督，有一定的利潤，而且可以永續經營，降低托育工作人員的流動率，業者是樂見其成的。而且非營利幼兒園的進駐，對國小招生上是很有幫助的，如果家長和小孩喜歡並適應這個環境，繼續就讀國小一到六年級的機率是很高的。
如果善用國小校園閒置空間，可節省租金，降低營運成本，家長負擔學費上面也會較為輕鬆。另外，幼兒園區域分布的合理化可減低家長工作和家庭之間的衝突，增添便利性，讓家長在十分鐘內的路程即可接送。但由於法規的關係，還有安全上的顧慮，學校怕讓外人進來，所以實際執行上，需要政府各部會間的協調。執行的難度常常在於人是抗拒改變的，舊的思維讓很多機構，政府官員和家長卻步。
發錢簡單但沒用，公共服務才是解方
台灣的勞動市場一直都有工時不合理的問題。工時過長是不友善照顧者的，讓家長無法享受陪伴小孩成長的喜悅。這部分包括落實育嬰假，和調整彈性工時。
根據調查，OECD國家平均願意生養二點多個小孩，這樣的話人口替代率就不會有負成長的問題。但是事實上多數歐洲國家皆不到二點多。歐洲國家已經做到這樣，還是很多人不願意生養，更何況台灣。
國家元首真正要考慮的是服務優化，並讓價格合理化，以及勞動市場工時的合理分配。
最簡單的做法是發錢，但其實上發錢是最沒有用的。民眾的觀念也需要再教育，拿到現金的小確幸是暫時的，能夠把錢用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上才能夠發揮每一筆錢最大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