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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曉薇（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

張花冠縣長赴警局提告陳明文立委性騷擾，一天內新聞佔據極大版面。據報載，蔡總統在前天與民進黨立委餐敘時，希望找人就這件事情「喬一下」，以使其「圓滿落幕」，席間立委也以玩笑方式對待。但媒體效應發酵一天，在婦團發出聲明要求民進黨與蔡英文總統道歉之後，此種說法才遭總統府否認。然不論是蔡總統真有此言論或有人透過媒體放話，此種對性騷擾案的輕率和喬事態度，恰好是造成性騷擾的申訴機制窒礙的重要因素之一。

性騷擾申訴是應依法處理的案件，執政黨若一心要坐下來「喬出」和諧，那麼過去各個依法調查懲處的案件真是情何以堪，而正在進行的以及未來的所有案件被申訴人和處理單位，未來都可以說「縣長和立委都可以喬了，你（被害人）為什麼不能妥協」，而在各方壓力下撤告。

其實處理過性騷擾案的人都知道，性騷擾案件的壓力極大，尤其常常因行為人是具有權力的師長或上司，因此性騷擾案一旦提出，各方壓力即紛至沓來。申訴人尤其會遭受群體排擠以及來自不僅是行為人的種種報復行為。最常見的態度是他人責怪申訴人「把小事搞大」，破壞群體間的和諧。因此一旦風聞性騷擾申訴提出，工作或教育環境中的其他人都會把申訴人看成眼中釘或麻煩製造者。而主管最常見的反應就是，看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想辦法喬掉。最後反而申訴者只能默默轉學、休學或是離職。

性騷擾案件處理委員會在處理時，也往往因為行為人是同事，承受頗大的壓力。尤其當調查發現性騷擾屬實，委員會決議性騷擾成立時，委員有可能反被行為人在刑事上提告或被進行報復，然而，我國性騷擾申訴機制，行之有年，在各方倡議和努力下，許多在第一線的委員已了解性騷擾攸關性別正義，身為委員的職責是依法決議，因而仍能本於職權不畏報復做成決議，使行為人受到一定的懲處。當然，也有某些性騷擾案件處理委員受到種種壓力，在調查時就存有先入為主的偏見，甚至委員會直接建議申訴人撤案，變成喬事大會的情形。

性騷擾的法制化，是著眼於創造性別友善的教育、工作環境以及安全的公共空間，相關法制實施多年以來，民眾已對於性騷擾之權利意識有一定的認識，以校園的性騷擾為例，實施之初1年僅有140多件，到如今每年可能有3千多件疑似性騷擾的案件向教育部進行通報。然而，依教育部的最新資料2015年為例，當年校園經通報的性騷擾案件約有3522件，但最後進入各校性別平等委員會真正進行調查、並經認定屬實的案件則僅為1378件。教育部的統計並未有撤案件數的統計，但究竟通報之後，為何僅有一半的案件為性騷擾成立案件，這當中究竟有多少件數是撤銷申訴，顯然有必要進行更進一步的深入調查和檢討。

性騷擾是一種違法行為、有法定機制加以處理。令人遺憾的是，慣常拿「依法處理」來回應種種質問的蔡政府，獨獨在對於黨內同仁的性騷擾事件，卻認為應該坐下來談以圓滿落幕。這樣的態度和作為，將會帶頭讓性騷擾申訴更加的喬風盛行，而危及現有的防治申訴機制，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