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婉瑩（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

貴報四月十三日短評指出，馬總統此次提名大法官從邵燕玲到陳碧玉之所以處處碰壁，乃是因為馬總統提名以女性為優先，即使人選不適任，為了要提名女性還是勉強為之，才會落入今日的窘境。如此以對性別的直覺來簡化問題，令人驚嘆而感到無奈。

好吧，如果要談性別的問題，在整個大法官提名過程中，擁有提名權的總統是男性，擁有審薦權的七位委員也是男性，出了狀況的時候，沒有人說是男性的問題；而兩位因不同因素而受到社會質疑的大法官候選人，問題卻歸咎到她們的性別。八位男性的集體錯誤不代表所有男性的問題，兩位女性的個別問題卻變成所有女性的不適格。這樣的邏輯，無視於男性提名者與男性審薦委員的草率與封閉性決策的責任，反而苛責於被動被徵詢提名的少數女性。讓人感嘆的是，有權力的男性總有權力讓人看不到他們的性別，相對權力弱勢的女性總是讓人先看到她的性別，這是內化的性別不對等邏輯。

如果不談性別，這篇短評真正的意思其實是，總統提名大法官應該「唯才是問，不論性別」。這句話背後又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此種觀點明指法界缺乏優秀的女性人才，或者女性沒有合適的大法官人選。這種說法忽視了近年來國內司法界，在我們的周遭，已有不少優秀的女性法學教授，實務界也有很多資深優秀的女法官或律師；此外，擔任立法委員九年以上或是政治經驗豐富者都具備資格，女性大法官可供選擇的來源很多元。當總統府倉卒地在兩個禮拜的時間，以大法官徵人啟事的方式來獵人頭的時候，並沒有認真地看待我們有多少優秀的女性大法官可能人選，而短評作者則輕鬆地否定了長期以來，台灣法學界與實務界優秀的女性人才的集體存在與努力積累。

第二個問題則是，這句話認為大法官提名時性別根本不是重點。現實的情況是，現任的十五位大法官中，原本只有兩位是女性，而這兩位任期即將屆滿，如果此次沒有再提名女性，我們將進入一個全數是男性大法官的時代。而女性大法官的存在，向來有著重要的象徵性意義。目前女性已占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三分之一的比例。總統在提名大法官時考量其性別與種族，乃是透過這些符號對社會做出一種公共價值的表態，然而，此種姿態要真正能轉化為人權與平等的價值實踐，總統在提名時更需要考量的是，每一位大法官們是否具備進步性的理念與意識形態。

台灣在提名女性大法官出現問題的原因在於，簡化性別平等為女性人頭，沒有真正理解到，要落實性別平等的性別比例提名，必須同時兼顧到象徵性與實質性的價值意義。總統提名大法官時，若是真的重視人權與性別平等的價值，除了提名女性大法官之外，更應該要實質地考量所有被提名者的性別意識，這個過程應該是社會重新思考與學習性別比例的意義的過程，而不應該是貿然地否定性別比例的價值倒退。

（原文刊登於2011年04月15日中國時報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