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服務」，給「現金」：馬政府的連任獻禮「長照保險」，根本是敷衍受照顧者、消費女人！』聯合記者會
要「服務」，給「現金」：馬政府的連任獻禮「長照保險」，根本是敷衍受照顧者、消費女人！
聯合記者會新聞稿
時間：2012年5月4日（週五）14：00
地點：立法院紅樓201室
主持人：陳昭如（婦女新知基金會 董事長／台大法律系 副教授）
記者會出席來賓：
黃長玲（婦女新知基金會 常務董事／台大政治系 副教授）
陳節如（立法委員）
尤美女（立法委員）
王慧珠（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吳玉琴（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秘書長）
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 秘書長）
陳素香（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秘書長）
王品（台北大學社工系 助理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 顧問）
4/21(六)、4/22(日)，台灣各大報均大幅報導，衛生署公佈了我國即將在四年後(民國105年)開辦的長期照護保險的樣貌。其中最大的重點，也就是「牛肉」之所在，就是我國長照保險即將「發錢」給被保險人，每小時150元，所謂「現金給付」。
針對長照保險納入「現金給付」這樣的政策設計，我們要表達強烈的反對，因為這是完全沒有性別敏感度、對女性處境極為無知、且會更加加深性別不平等的一種政策設計。對於馬政府用了第一任四年的時間所規劃出來的長期照護政策，竟然是「發錢回家，叫你家的人回來照顧」，我們深深感到失望與痛心。
曾經苦命的「阿信」，她的國度在2000年推出全亞洲第一個「給服務，不給錢」的長照保險，現在日本每年有120萬個家庭得到居家服務、160萬家的老人每天白天去日間照顧中心與老朋友同樂，30萬個家庭使用短期托顧住宿服務。我們台灣呢？我們的長照打算以「照顧」之名，行「給錢」之實，這對台灣女人的處境有什麼改善？請問馬政府，了解女人、疼惜女人有這麼難嗎？
我們認為，基於下列五個理由，長期照顧保險不應該有「現金給付」：
一、現金給付是女人落入貧窮的陷阱
「現金給付」會吸引或迫使女人退出正式的勞動職場、中斷職涯。台灣社會向來將照顧責任視為女性的責任，「現金給付」無論對於個別女性或其家人，都形成讓女性退出職場的驅力。長照保險若要普遍給付現金，又要避免破產，給付的金額必然不能太高，額度不夠個人日常生活支用，也難以存錢養老。許多女性退出職場後，到了自己老年，只能靠約六、七千元餓得死人的「國民年金」，與向子女伸手拿錢來過活，沒有自己的一份退休金，沒有尊嚴，更常見的是女人到老就落入貧窮。退出職場還有一個風險，如果中年離婚或是家中賺錢者有變故，那麼女人從中年開始就落入貧窮的風險更大。
二、現金給付並不會帶來「女性自決／自主」
「現金給付」選項在日本制定「長照保險法」時（2000年），也有被提出來。但是日本的女性主義團體指出，如果讓日本的家庭可以領現金自己安排家人照顧，結果一定是家中的男性長輩叫誰照顧就誰照顧，而最有可能的就是叫「媳婦」來照顧，所以現金給付根本不可能創造「家庭照顧者自決」，現金只是服務了父權，沒有改善女性「被決定」的命運；而且「給錢」根本沒辦法減輕照顧者的負擔，只有「給服務」才有幫助。這個論點一出，日本輿論一片共鳴，日本政府看到輿論的反應，遂不敢將現金給付納入長照規劃。日本的經驗，值得台灣社會深思。
三、照顧私有化、家人情感糾葛化
針對奧地利領取現金的家庭照顧者的研究指出，家庭照顧者的特性是「非常難退場」，一旦照顧者或是被照顧者想要中止這樣的照顧安排，選擇其他的照顧方式時(例如轉而使用政府的居家服務)，非常困難，因為任何的變動都會導致這個家庭直接的經濟損失、情感傷害、與信賴瓦解的成本。
「一人失能，全家落跑」是人人最恐懼的事。到底是「政府做愈多，家人跑愈遠」，還是「政府不做事，家人跑愈遠」？比較北歐(有普及長照)與南歐(政府沒有長照，仰賴家庭提供服務)重度失能老人的研究發現，在南歐，即便與家人同住，重度失能老人中，竟然有19%的人完全沒有從家人或政府得到任何照顧，這在北歐只有2%。可見是「政府不做事，家人跑愈遠」。
四、現金給付將排擠長照服務發展空間
包含有「現金給付」選項的德國長照保險，其實是大有問題。根據美國學者Campbell等人在 2010年研究德國與日本長照的論文指出，德國長照因為有「現金給付」的選項，以至於人們偏好領「錢」而不是領「服務」，造成全國各地服務需求不足，很多地方根本發展不出來居家服務與社區服務。因此德國雖然在1995年開辦長照保險，但是十幾年後到了2008年，符合資格提領長照給付的人中，仍然有高達72%的人選擇領取現金，選擇使用服務的人只有13%，另外15%的人兩者都領。總體「服務」需求過低，造成德國的長照服務一直成長不起來。
研究顯示，75歲老人中的「重度失能者」，使用居家服務的比率，在德國只有16%，在挪威這種普及服務的國家，是66%。在德國，「沒有使用政府任何長照服務」的人中，竟然有高達59%的人是重度失能者，這在挪威只有15%。在德國「未使用服務」(也就是提領現金)完全仰賴家人照顧的人中，是「重度失能」的，有31%，而這種人在北歐只有4%。而「重度失能者」中，既沒有從政府得到照顧，也沒有從家人得到照顧的，德國有45%，挪威只有13%。就可以看出「現金給付」制度造成制度破洞有多大，以及照顧私人化之後，照顧品質與照顧負擔仍然是家庭的問題。
領了錢有沒有真的照顧到？不得而知。很多是拿去聘非法外勞。事實上，在歐洲，家庭看護黑工（非法外勞）氾濫最嚴重的國家，就是德國、奧地利、與義大利這三個用「現金給付」來作為他們的「長照政策」的國家。
日本則因為全民使用「服務」，「需求普及」造就「供給普及」，讓日本的長照服務發展了起來。從開始實施長照保險不到十年，日本長照已發展出一整套的居家與社區長照服務。最受歡迎的服務項目包括居家服務（2007年單一年度120萬人使用）、老人日間照顧（160萬人使用）、夜間照顧、與短期住宿照顧（30萬人使用）等。
五、「現金給付」並沒有比「建置服務」省錢！
對國家來說，「提供現金」有沒有比「建置服務」便宜呢？也就是說，平均每位國民所負擔的長照成本，德國有沒有比日本低？答案是沒有！德國國民所負擔的長照成本竟然比日本還高！
根據上述研究，Campbell等人發現，雖然（1）德國長照的每項服務單價較低（亦即日本的每項長照服務都較昂貴），雖然（2）在德國選擇領取現金的話，所領到的錢的額度只相當於領取「服務」（的價格）的一半，且雖然（3）德國申請長照給付的門檻較高，人們較不容易得到給付；但是三相加成，德國這個提供「現金給付」的國家並沒有因為「用大金、省大金」！反而是「只給服務，不給現金」的日本長照比較便宜！為什麼？
謎底揭曉，原來是因為德國的「現金給付」選項，造成連「不那麼需要長照服務」的人也覺得「不領白不領」。而通通提領的結果是，保險基金大失血，長照「服務」卻沒有長出來。人民付了錢，卻無法獲得更好、更多的服務，德國成效低落的前車之鑑，台灣規劃長照保險，不可不慎。
日本因為沒有現金給付的選項，而且每項服務還有10%的自付額作為節制（類似我們健保的概念），所以每位服務使用者真正只使用了「他被允許使用的服務量」一半的服務，達到資源使用較經濟的效果，讓長照成本降低了下來。
要服務，給現金，長久下來只會讓女人留在家裡照顧，卻無法永續保障受照顧者及照顧者的權益！我們呼籲政府規劃長照保險，應顧及社會正義、世代正義及性別平等價值，以發展普及、平價、友善的長照服務為優先考量！
台灣的長照服務體系尚未普及，目前住在家裡的長照需求者，有20萬人由外籍看護照顧，約70幾萬人由家人提供照顧，只有3萬人使用長照服務體系中的居家服務。長照保險若開「現金給付」大門，長照服務越少的地區就越難發展長照服務，女性的照顧負擔只會越來越沈重，根本達不到分攤個別家庭長照風險的效果，一旦女人因經濟貧困、健康受損、壓力過大種種因素無法再照顧，其他國家又不再輸出照顧人力到台灣，受害最深的還是長照需求者！
我們呼籲政府規劃長照保險，應展現追求社會正義、世代正義及性別平等的決心，以發展普及、平價、友善服務使用者及照顧者的服務為優先目標，別拿現金敷衍女性、只想卸責，將台灣未來長照的所有負擔，通通丟給女性和家庭中的弱勢者來承擔！
【附件一】記者會發言摘要
今天（5/4）婦女新知基金會、彭婉如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台灣勞工陣線、國際勞工協會，會同立委陳節如委員及尤美女委員、台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王品，召開聯合記者會，指出行政院衛生署長期照護保險籌備小組總顧問李玉春於4月21日公布的長照保險架構，不僅不利於台灣長照服務體系的建構，還會迫使家庭要求女性離開職場，留在家裡照顧，並鼓勵家庭繼續依靠外籍看護，不但無法分擔家庭長期照顧的辛勞，也無法提昇台灣長期照顧服務的品質。
目前公布的長照保險架構，雖號稱可由人民選擇自行「現金給付」或「實務給付」，不過台灣長照服務的規模仍只有3萬人左右，需要長照的人則高達70萬人，政府提供的長照服務比例非常低，人民難以得到服務，「現金給付」很容易成為長照保險給付的主流。
陳節如委員表示，如果長照保險這樣設計，長照的責任還是在家庭、女性的身上，長照的社區服務無法推行，台灣整體社會福利體系建立不起來，卻讓家庭領錢去請外勞，無異於開倒車。陳節如委員質疑，如果政府的規劃就是一直發錢，難道之後長照保險也要靠補充保費嗎？委員呼籲政府應該多聽民間團體的意見，規劃長照保險應該三思。
尤美女委員說，如果還是讓家庭和女性擔起長照責任，將迫使女性離開職場，女性年老後容易陷入貧窮。對比德國與日本的經驗，德國的長照保險給付現金，最後國家花了大錢，卻沒辦法發展長照服務；日本的長照保險只給付服務，不給付現金，平均每個國民花了很少的錢，就讓很多人用到服務，分擔女性的照顧責任。政府應該先讓長照服務發展起來，才能建立符合世代正義、性別正義的長照體系。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秘書長吳玉琴指出，過去參與政府長照保險規劃小組的討論，小組成員對現金給付其實沒有共識。政府今天出來放風向球，人民繳了保費最後只能自己請外勞，但是外勞沒有接受足夠的照顧技巧訓練，目前文化與語言的訓練也非常粗糙，最後還是讓家庭自己承擔所有的照顧成本，照顧品質堪憂。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王慧珠，從基金會自己提供長照服務的經驗，說明照顧並不如許多人想像那麼容易，照顧不是只是家裡找一個人來看著而已，照顧牽涉輔具的使用、如何做復健、術後的休養等等，還要考量老人的心理，例如失智症老人該如何陪伴。這些服務長出來，老人才能有尊嚴地過日子。政府應該要全盤考慮人力怎麼來、照顧技巧和專業知識怎麼培養，如此一來，才能夠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鼓勵中高齡男性從事照顧工作；如果現金發下去，服務出不來，就沒有這些工作機會。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指出，大部分的照顧工作還是女性在做，而且照顧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應該思考怎麼給予勞動者合理的對價。台灣有條件培養出足夠的長照人力，但是政府對照顧體系的想像太過匱乏，如果大家還是認為照顧是女人的工作，就很容易覺得應該丟給外勞，然後去討論要怎麼建立一個蓄奴的制度。長照保險應該是全民健保之外，非常重要的社會福利制度，政府應該謹慎規劃。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陳素香說，只要政府仍然允許個別家庭聘僱個別外勞，就沒有辦法建立長照服務體系，家庭外勞的勞動條件沒有保障的現狀，就會維持下去，開放現金給付，讓家庭拿錢去聘外勞，只是惡化現狀，鼓勵家庭去聘僱外勞。國家應該廢除個別家庭看護，即使仍然需要外勞，政府也應該一併對全國的長照人力進行整體的規劃。
台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王品補充，不管是日本還是南韓的長照保險規劃，都是以給付服務為主，即使南韓有現金給付，也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能請領，全國僅0.5%的人領取現金給付。南韓推出長照保險的第一年，就有20萬人使用長照服務，居家服務員在第一年就增加3萬人，不但促進就業，還減輕家庭的照顧負擔，老人的生活品質也大幅提昇。
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董事、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黃長玲說，有實物給付又有現金給付，人民好像可以選擇，但只要長照服務體系發展不出來，人民實際上沒有接受長照服務的選項。現金給付也無助於實現家庭內的正義，領取現金讓女性的照顧壓力更大，家人更沒有理由幫忙分擔照顧責任。大家以為請外勞很省事，但是任何願意將外勞當成朋友、家人對待的雇主，都知道請外勞並不省事，只有把外勞當成工具，才能說請外勞很省事。台灣的性別平權向來不輸日本、韓國，日韓都已經拒絕現金給付的選項，若是台灣長照保險開現金給付大門，台灣性別平權的未來在哪裡？
【附件二】「長照」與「女人」的關係
一、照顧者大多為女性：
照顧勞動的工作者，多數為女性，包括有酬的外籍看護（約20萬人）、本國籍的居家服務員（約5千多人），或無酬的家庭照顧者（約40萬人）。內政部「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統計，身心障礙者的主要照顧者以女性居多，佔照顧者總人數的78.91％。（政府的「老人狀況調查」缺乏性別統計，可見政策上也缺乏性別觀點）
二、多數照顧者每日的平均工作時間過長，一週工作七天，違反人權：
內政部民國95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顯示，身心障礙者的主要照顧者，每日的照顧時間平均高達14.02小時。97年勞委會職訓局的「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調查報告」指出，外籍看護例假日「都不放假」的比例竟高達54％。休息，應為基本人權。當大部分的勞動者可以享受到週休至少一日的人權保障時，政府要繼續忽視照顧者的人權問題嗎？
三、政府將照顧責任丟給家屬和外勞，長期忽略「照顧者」的需求和權益：
我們從約40％的家庭照顧者有憂鬱症、照顧親人平均長達十年，就可看出政府有多麼忽視照顧者的身心需求。長期以來，照顧政策的法規、統計和預算，包括規劃中的長期照護保險法草案，都設定政策目標以「受照顧者」（老人和身心障礙者）的需求為核心。目前政府僅以少量預算提供家庭照顧者使用喘息服務和居家服務，缺乏照顧者的諮詢服務、教育訓練和其他支持性服務。
這些少量的喘息服務和居家服務，不僅排除外籍看護使用，且依據失能者的狀況來區分補助，而忽視照顧家屬的需求（居家服務--重度失能每月90小時、中度50、輕度25；喘息服務--重度每年21天、中度和輕度14天）。但實務上，輕度、中度的心智失能者，如：失智症、精神障礙等，他們的家庭照顧者，常有高度照顧的喘息需求，能享有的服務卻很少。然而，「照顧者」和「受照顧者」同樣重要、都應被政府重視。照顧者身心健全，才能夠撐起照顧服務體系的永續發展。
四、國際人權報告年年指出台灣「制度性」的虐待外勞：
從我國駐美外交人員劉珊珊虐待外勞被美國逮捕事件，以及事件之後在我國輿論上看到民意反映「這算什麼，台灣哪家不是這樣用外勞」，可以看出，我國國人對於「照顧」這份工作，以及從事照顧工作的勞工的人權，觀念已經嚴重扭曲，而這是因為我們的法律也的確並未提供「家事與照顧工作者」的勞動保障。目前家事服務人員不適用勞基法，使外籍看護和本國籍的照顧服務員，都缺乏勞動法令的保障。在家庭內工作的外籍看護，現行政策甚至排除他們、無法使用政府提供的任何居家服務與喘息服務，使其勞動人權更令人憂心，引起國際組織密切關注。美國國務院每年發表各國人權報告，近年來針對台灣的人權報告，每年都寫到「不當對待外勞」，包括外籍看護沒有休假和其他勞動權益。這些不當政策形成制度性的剝削外勞，使台灣國際形象蒙羞。
五、弱勢雇主、弱勢照顧者，兩者的人權需要同時保障：
在政府尚未提供普及式照顧服務之前，有高度照顧需求的家庭只好自行出錢聘僱外籍看護。而經濟能力更弱，或有習慣考量的家庭，常會要求某些家屬(多半是女性)犧牲自己的工作生涯，留在家中照顧老弱。在這樣的家庭，如果要讓主要的照顧者休息，就必須額外再支出另聘照顧服務員的費用，形同政府將照顧勞動者的人權與管理責任丟給私人，缺乏勞雇爭議處理和管理機制。在缺乏勞動法令規範下，使外籍看護和本國籍照顧服務員申訴無門，但弱勢雇主又因公共服務太少而感無奈無助。這些都讓弱勢雇主與弱勢照顧者之間、以及女性家庭照顧者與其他家人之間，面臨「人權」上的利害衝突。
六、家中有「高度照顧需求者」，照顧者難以得到喘息：
「高度照顧需求者」的共同性是他們的「照顧者」必須隨時處於警覺狀態，無一刻可以離開照顧的處境與責任。而現行政策對這群照顧者並未提供喘息機會與適切的支援。例如：(1)「精神障礙者」與「失智者」多數不符合政府規定的巴氏量表、無法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即使使用政府的居家服務，家庭主要照顧者仍無法得到每週完整一天的喘息，放心地紓解壓力。(2)「脊髓損傷者」與「漸凍人」即便有外籍看護照顧，因為需密集留意狀況，照顧者一刻不能離手，導致家人與外籍看護都長期處在高壓與疲憊之下，亟需制度性的「第三替手」出現，給照顧者每週完整一天的喘息服務。(3) 而政府禁止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使用喘息和居家服務的後果，等於以政策迫使外勞必須24小時工作（除非雇主自己決定讓外勞休息）。
七、家庭結構多元化與少子化，國家需承擔照顧責任，規劃多元需求的服務：
台灣早已從農業時代的大家庭，轉型為現代工商社會的多元家庭模式，家庭照顧功能也趨向弱化。例如單親、雙老、隔代教養、單身、獨居等家庭模式，不管是因為沒有家屬、家屬在外地、或家屬都是全職工作人口，許多家庭都面臨無人可以分擔照顧責任的困境。種種趨勢顯示，如果國家不積極承擔照顧責任，分擔家庭的照顧重擔，只會讓台灣弱勢的家庭更弱勢，貧富差距拉大、家庭解組。
八、本國籍居家服務員的案量太少，工作不穩定，使照顧體系難以健全：
近十年來，政府開辦的居家照顧服務已培訓了五萬名以上的照顧服務員，但是因為政府所開創出來的案源(服務使用者)太少，全國案源僅3萬人，所以線上就業的照顧服務員僅約五千多人而已，且多數僅能得到半職的工作量與薪水，因此造成照顧人員流動率高、照顧品質不穩定。
九、結合勞動人權、照顧福利、創造就業，解決高齡化和少子化的多贏政策：
北歐各國向來在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y Forum）所公布「2009－2010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瑞典、丹麥、芬蘭囊括第4、5、6名，芬蘭還曾經連續三年奪冠，引起全球注目。北歐令人驚豔之處，還包括他們能夠在創造亮眼的經濟表現同時，也締造了所有高度發展國家中最高的生育率，替經濟發展與少子化的兩難找到了出路。美國人口資料局2009年的研究指出，這樣的雙贏來自北歐政府提供「非常充足的照顧服務」，減輕家庭照顧負擔，提供人民安心打拼、幼有所托、老有所養的環境，從而促進全民就業。